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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相崔思诹明面不反对，

私底下却是“不肯轻变祖宗之法，又不肯作为新法，以扰风俗”。

参知政事高令臣则公开反对，

表示“祖宗成宪具在，不可纷更，但守而勿失可也”。

王俣是个有为之君，颇有手腕，见明着反对的声音大，他便迂回。

一是即位十余年，不断提拔新的宰执重臣，

使得小朝廷的宰执超过了十人之数，崔弘宰两兄弟便有幸同朝为相。

这种人事任命并算不惊世骇俗，李资谦李资谅两兄弟也是一门两相。

宰相多了，内耗就多，国君就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。

二是借鉴大宋“三舍法”的成功经验，

起用宋籍福州人胡宗旦，在国学设立“七斋”。

这一招其实是模仿“海东孔子”之称的崔冲私学“九斋”所设。

正是自崔冲兴私学后，高丽私学日益兴盛，相对的，却是官学的衰落，

进而是文化、政策解释权，由朝廷向私人过渡，

这当然是身为国主的王俣不能容忍的。

崔冲正是当今首相崔思诹的祖父，这一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妙，

改革官学，设立“七斋”，自然让崔思诹无话可说。

顺便说一下，崔氏崔冲一脉是高丽最富传奇色彩的家族。

从崔冲开始，到崔思诹，三代皆为宰相，

而这个传奇，在原本的历史位面，还再要持续三代人——整整六代为相！

这可比汉末的袁氏“四世三公”还要传奇得多！

崔氏家族如此煊赫，当然不可能是祖宗积德，家族代代都有冠绝群伦的顶尖人才之类的扯淡理由。

这一现象，只能说明高丽的政治生态畸形，以及阶级固化到何等恐怖的程度。

奋发有为，不愿只做守成之君的王俣，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继续下去。

所以，其人才会改革，才会不遗余力地巩固君权，打压相权。

而且，他也不会满足于文治，他还要有武功。

王俣即位之初，就展现了极强的开疆扩土欲望。

一方面，多次对辽国提出“归还”义州的申请。

另一方面，又继承肃宗的政策，对在曷懒甸扩张的声女直人联盟采取攻势。

尽管这一仗因为各种原因，最终功败垂成，但王俣并没有气馁。

继续组建“别武班”，为解决武将缺乏问题，又开设“武学”。

高丽国学设“七斋”，前六斋教授儒家经典，第七斋却是武学。

在国家最高学府设置武学，简直是对儒学先圣赤裸裸的侮辱！

自乾统九年1109年，高丽之前一直使用辽国年号七月，曷懒甸之战结束，设置七斋以来，

儒臣们就一直在反对，要求废除武学的呼声很高。

但王俣意志坚定，在此事上始终不肯让步，

不仅坚定武学的办学方针不动摇，

还利用各种一切时机，巩固和深化改革。

原本的儒学六斋定员为七十名，因为生源太多，争夺名额的事情时有发生。

武学一斋名额仅有八个，还经常因为“合格生源不足”，而招不满！

这自然是把控朝野权力的儒臣们搞的鬼，国主王俣自然要反击。

征伐义州之战准备时间这么长，国内动员如此深入，

王俣如何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？

就在四日前，高丽国主发布制令——

欲要对国学学舍进行扩建。

扩建后的儒学六斋定员削减为六十人，而将武学将增加到十七人。

王俣强调：

“文武两学，国家教化之根源。”